尊重經濟規律調整產業結構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加快調整產業結構、提高產業整體素質作出了新部署，強調實現尊重規律、有質量、有效益、可持續的發展，關鍵是深化產業結構戰略性調整。目前，我國人均GDP超過5000美元，已步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然而，我國經濟在持續快速發展中出現了增長粗放、結構不合理、部分行業產能過剩等突出問題，加之目前國際國內經濟環境發生深刻變化，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勢在必行。調整產業結構，必須研究和把握經濟規律，更好地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

    經濟趕超模式與產業結構問題

    我國現有產業結構與快速做大經濟總量的目標相適應，是經濟趕超模式的產物。歷史表明，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會經歷不同階段，不同經濟發展階段所對應的增長模式和經濟結構有其特殊性。過去幾十年，我國選擇經濟趕超發展模式，這是在當時的發展階段實現經濟快速增長的合理選擇。我們在經濟發展水平很低的情況下，只能推進低成本的工業化，以廉價勞動和資源來獲得競爭優勢，靠持續的貨幣投放來滿足企業投資需求，通過外需來消化巨大的產能。與這樣的國民經濟循環過程相對應的是經濟的高投入、高產出特征，其好處是能實現快速增長、迅速做大總量，缺陷是增長粗放、結構不合理。

    從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路徑看，在人均資本存量處于較低水平的發展階段，隨著人均資本的增加，人均產出呈加速增長之勢，具有規模收益遞增的特征（起飛階段）；當人均資本存量達到某一水平時，存在一個拐點（庫茲涅茲拐點），人均產出在越過該點后其增長呈遞減趨勢，即規模收益遞減。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這個拐點位于人均GDP達到8000美元至10000美元區間。我國經濟發展整體上還未達到這個拐點，但正在逼近該區間，部分東部地區已進入該區間。

    目前，國際國內經濟環境正在發生深刻變化，主要表現在：第一，我國勞動力供求關系正在改變。我國勞動力供給下降的拐點很可能在未來5年內出現，低成本勞動力競爭優勢將很快消失。不僅如此，隨著勞動力供給拐點的出現，年齡在35至54歲之間的儲蓄者規模接近峰值，廉價資本供給時代也將結束。第二，低成本工業化模式下形成的粗放型增長，導致內需和外需、投資和消費、出口和進口、增長與環境的失衡，影響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第三，國際大宗商品和資產價格大幅波動、國際金融危機沖擊、外需萎縮等國際環境的變化，進一步加劇了我國經濟增長的不平衡程度，宏觀經濟的不穩定性和風險增大。

    我國經濟發展階段的變化和國內外經濟環境的變化，使得加快產業結構調整日益緊迫。

    產業結構調整的牽引機制

    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必須遵循經濟規律，順勢而為。考察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產業結構調整歷史，可以總結出兩個經驗事實。一是發達國家工業部門持續保持高就業份額。發達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大都經歷過一個持續近百年的勞動力集聚時期，這個時期工業部門的勞動力份額維持在30%—40%甚至50%的高位，而第一產業部門勞動力份額則顯著下降，這意味著農業勞動力持續工業化和現代化。同時，工業部門的擴張帶動了服務業的發展和就業擴大。與此相對照，發展中國家的就業結構沒有出現勞動力持續大規模向工業部門集聚的現象。這表明，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程度較低，競爭力不高。二是發達國家第三產業勞動生產率普遍高于或相當于第二產業。這個特征實際是經濟逐步服務化的效率基礎，表明發達國家第二、三產業結構的演進遵循了比較效率的原則，即服務業規模的擴大是建立在自身高生產率基礎上的。這種效率提高引導的結構演進，恰恰是發展中國家普遍缺乏的，發展中國家第三產業的勞動生產率長期低于第二產業。

    可見，發展中國家產業結構演進存在的問題在于，只是復制了發達國家產業結構服務化的外殼，但缺少效率支持，從而可能導致資源錯配。發達國家服務業的繁榮，遵循了第一、二、三產業的演進順序，就業的產業間轉移也符合由效率提高引導的庫茲涅茨規律。與之相比，發展中國家第二產業發展明顯不足，增長乏力。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有兩種可能性：一種是向經濟嚴重服務化和低效率路徑持續演進，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持續擴大，并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另一種是勞動力和資本向勞動生產率較高的第二產業傾斜，在提高經濟整體效率的基礎上發展服務業。事實上，亞洲成功實現趕超的幾個經濟體走的就是第二條路徑。由此，可以總結出牽引產業結構調整的機制。

    效率提高是牽引產業結構調整的動力。現代生產方式的表現是分工深化，通過規模化生產獲得規模收益，其核心是勞動效率持續提升。庫茲涅茲的研究表明，勞動力從低效率的農業轉向高效率的工業是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這被稱為庫茲涅茲定律。如果把這一定律加以拓展，可以認為，現代生產方式推動了產業結構調整，不僅是從農業轉向工業，而且會進一步轉向更高效的服務業。在此過程中，效率提高會同時推動農業、工業和服務業的發展，直到產業間效率均衡、結構穩定。

    需求結構變化決定產業結構調整方向。恩格爾定律認為，隨著人們收入水平的提高，食品占消費支出的比重不斷下降。考察各國居民消費支出的變化可以發現，隨著人們收入水平的提高，物質消費占總消費支出的比重下降，而非物質消費占總消費支出的比重上升，這可以稱為廣義恩格爾定律。這樣，社會需求結構變化也會拉動產業結構調整，使服務業比重越來越高。

    需求偏好決定產業結構調整進程。需求偏好相似定律認為，如果兩國（地區）的平均收入水平相近，則它們的需求結構也相似。該定律表明，隨著人們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費升級是以模仿更高收入者為目標的，進而帶動產業升級。近年來，我國整體消費需求逐步與中高收入經濟體趨近，消費需求升級、生活質量提高成為產業結構調整的拉動力。

    以效率提高引導產業結構調整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加快調整產業結構，總的原則是尊重規律、分業施策、多管齊下、標本兼治。貫徹落實這一精神，遵循產業結構演進規律，應注重通過效率提高引導產業結構調整。

    政策上分類指導，不搞一刀切。我國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較大，產業結構明顯不同，產業結構調整的目標和重點也不一樣。從政策角度看，東部較發達地區應放棄過去干預產業發展的做法，著力維護公平的市場環境，著力增強創新驅動發展新動力，注重發揮企業家才能，加快科技創新，加強產品創新、品牌創新、產業組織創新、商業模式創新；中西部發展水平較低地區可以引導有限的資本流入需要發展的產業，鼓勵新企業進入市場，加強有效率的基礎設施建設，鼓勵企業獲取外部人才、技術等。就全局來說，應堅持全國一盤棋，在稅收、價格、市場準入等方面形成有利的外部環境，使不同地區和企業按照國家政策導向向前邁進。

    深化價格體制改革，形成反映產業和企業真實效率的價格機制。價格是市場運行的指針，合理的相對價格體系能夠反映各個產業的效率高低，有效引導市場參與者的行為，促進產業結構調整。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就是從價格體制改革開始的，但目前還有一些重要產品價格沒有市場化，資源環境、基礎設施、利率等的價格改革還有待深化，相對價格體系還不盡合理，因而難以顯示產業和企業真實效率的高低。所以，走效率提高引導結構調整之路的一個必要條件是，形成市場化的價格機制和合理的相對價格體系。

    保持制造業優勢，在此基礎上推動現代服務業發展。我國制造業還有較大提升空間，也有明顯競爭優勢。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和東部地區轉型升級并不意味著放棄制造業，而是應加大技術創新力度，提升人力資本水平，推動制造業升級。同時，應推動服務業與工業結合，通過效率的持續提高提升現代服務業比重、擴大服務業規模，特別是要打破壟斷，降低現代服務業準入門檻，并使其與現代制造業相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