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毅剛：中國應倡導國際氣候談判新規則

　　新規則不會增加新的負擔和成本，但可以從中尋求中國利益與國際利益的一致

　　2012年12月，經過兩周談判，多哈氣候大會就《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時限八年達成一致。然而，在最后2分鐘強行通過的決議，難以想象其會在達成有約束性的一致減排承諾方面有實質上的進展。

　　將全球溫度升高控制在2℃以內的目標，量化為一個全球排放總量約束，各主要國家承擔相應的減排責任，是目前氣候談判的主要特點，這實際上是一個排放份額談判，是國家間的資源配給和國際目標的直接分解，也是對各國能源消耗的約束。歸根到底，是對各國經濟發展速度、發展空間的一種分配，會影響到一個國家的發展全局。

　　近幾年來，由于全球經濟持續低迷，每年一度的氣候談判大會實際上已經陷入僵局，主要是各國對于未來可排放溫室氣體份額的僵持、國家利益和國際責任存在一定的對立矛盾。

　　對此，中國應考慮轉換國際氣候談判的思路，率先倡導更改“游戲”規則，將“一步式”的份額談判變更為以建立碳市場為核心的國際碳價形成機制的契約談判，即允許發展中國家和部分發達國家可暫時不承諾絕對總量減排，而是建立各自的碳市場和碳交易制度、形成各自的碳價，這樣國際上可以就碳價本身進行國際協調和一致行動，不至于因排放份額的僵持而影響進行溫室氣體減排的最佳時機。

　　傳統思維認為，只有以排放總量絕對限制為前提，碳排放權作為商品的稀缺性才能被創造出來，因此承諾或規定的總量限制是建立碳市場的前提。發展中國家由于經濟增速未到峰值，很難確定絕對的減排量，這也是國際談判陷入僵局的根本原因。

　　事實上，碳市場的建立可以和絕對總量控制脫離，總量分置是實現這一脫離的關鍵。所謂總量分置，即一個國家和地區把碳排放總量分為存量和增量兩部分，對存量的既有生產能力和設施進行排放限制，而對新增生產能力和設施通過高的技術標準進行約束，企業可以自行決策投資和發展，只要符合相應的排放要求和標準。

　　全球碳市場實踐目前最為成功的是歐盟碳排放交易體系，其在總量上體現為絕對排放限制，但在微觀上卻表現出總量分置的特征，只是由于企業總體新增產能較少，通常低于3%，現存和新增合計體現為排放的絕對下降。

　　總量分置可以形成碳價，同時，由于總量分置更適合發展中經濟大國的需求和一時踟躕的發達國家，這些國家可以稍后承諾總減排規模，先對存量減排，確立碳價，實現減排行動的市場化激勵，簡化國際一致行動的復雜性。

　　價格機制的形成，也可從另一個角度踐行“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各國建立國內碳市場，根據自身的減排技術水平、平均減排成本和本國碳產品的市場供求狀況，會形成自己國家的碳價格，由國家的法律確認，類似主權貨幣，定價權在主權國本身。碳價形成之后，來自不同國家的碳產品的國際流轉使得各個國家的碳價格相互影響。當碳貿易變得愈加普遍和頻繁，國際碳價亦將局部地呈現聯動趨同的態勢，可能會產生類似貨幣匯率運行的方式。價格機制形成之后，就可促成減排資金和低碳技術的轉移。

　　當碳市場建立，穩定碳價不完全依賴對減排規模的約束，還可以通過碳市場的金融化、影響預期、政策干預、制度設計的細節等等來進行調節。而具有激勵性的碳價，可以使得減排達到甚至超出預期效果。從這個角度說，快速行動，建立起碳市場和有激勵的碳價，可以實現想要通過艱難的份額談判達成的目標。

　　新規則是我國既有的改革路線和減排政策的明晰化表現，不會增加新的負擔和成本，不會造成國民福利損失，并且可以從中尋求中國利益與國際利益的一致。

　　新的談判框架以碳排放權自主確立、交易和定價，代替可能的在國際上受到排放規模的被動限制和鎖定。同時，在外部國際關系上，主導推行市場機制，以發達國家所熟悉的理念和價值觀與之對話，可以提高中國在主要貿易伙伴面前的國家形象。對其他發展中國家而言，保障它們發展權利的同時，盡可能地消除碳價的空白區，有效地防止未來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之間由于碳價形成導致的競爭力相對削弱。

　　碳價形成機制是中國資源性產品的市場定價機制最重要組成部分之一，這是新一輪改革的既定方向。中國需要像歐洲那樣通過對碳的定價激勵企業自發使用更清潔的燃料乃至促進可再生能源的技術創新和大規模應用。

　　應當認識到，由“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逐步過渡到“共同責任”從長期來看是一個大趨勢。中國要在國際氣候談判中掌握更大的主動權和話語權，就應前瞻考慮轉換談判策略，改變中國在既定談判框架中容易陷入被圍攻、被規則制約的局面，主動推動和一定程度的主導規則的討論和制定，為國內建立一套以碳價格機制為核心的低碳制度體系爭取能力建設和技術準備的時間。

　　(作者為中國工業經濟學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