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能全：原子彈與脊梁

　　 【葛能全，1963年畢業到中國科學院工作，1976年起任錢三強秘書，先后任辦公廳副主任、學部聯合辦公室常務副主任。1994年任中國工程院黨組成員、秘書長，2000年退休。】

　　在“我心中的中國科學院”院史知識競賽第二場報告會上，葛能全首先回顧了中國實現“原子夢”的艱難歷程。

　　1946年，國民政府撥出經費準備購置設備，并從西南聯大選拔物理、化學、數學三科人員去美國學習原子能知識，遭到拒絕，夢想落了空；1947年，北京大學校長胡適網羅一流原子能物理學者（錢三強、何澤慧、胡寧、吳健雄、張文裕、張宗燧、吳大猷、馬仕駿、袁家騮），申請50萬美元，要求啟動“一件關系國家大計的事”，研究最新的理論與實驗，為將來國防工業之用，計劃很快成了一枕黃粱。1948年，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決定用5萬美元，聯合北大和北平研究院建立原子物理研究中心，請錢三強回國主持。那年6月10日，錢三強抵滬后全部行李被美國操縱的海關扣留兩個月，7月19日美國駐華大使館一紙密函發至中央研究院，查詢北平原子物理研究中心由錢三強主辦一事，結果由于美國使館的干預，清華大學的計劃又胎死腹中。

　　對于舊中國“原子夢”屢遭破滅的現實，葛能全感慨地說：“舊中國沒有大規模、有組織地發展原子能事業，不是因為沒有錢，更不是因為沒有人，最根本的是國家沒有主權，腰桿子軟站不起來，也就是那時的中國沒有脊梁骨。”

　　葛能全演講第二部分內容的標題是：“中國站起來以后夢想成真。”

　　他先講了新中國發展原子能科學的第一筆外匯。那是1949年3月，北平文管會派丁瓚通知錢三強將參加中國人民保衛和平代表團赴巴黎出席此次世界和平大會，錢三強想到，去巴黎能見到約里奧·居里（他是和平大會主席），若能帶點外匯托他購置點被禁運的科學儀器設備和文獻資料，隨代表團帶回國，是再好不過的機會，便向丁瓚提了帶外匯的建議。丁問帶多少外匯？錢三強想訂購建回旋加速的電磁鐵，需要20萬美元，如果沒有那么多，可帶5萬美元買些急需的小儀器。丁盡管很驚訝，還是向上級作了匯報，并在3月22日獲得黨中央批準。批準電報是周恩來副主席在西柏坡簽發的：“錢三強購買實驗設備一事，請先調查外匯如何匯去，實驗設備如何運回。具體情況待面談。”后來決定隨團先帶5萬美元由錢三強支用。由于法國當局不給共產黨國家代表簽證，不能去巴黎主會場，只拿出5000美元現鈔托人帶交約里奧，所購的小儀器（如100進位的進位器等）和圖書資料，1951年分別由楊澄中和楊承宗帶回到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所。親歷此事的錢三強對這件事銘心刻骨終生未忘，他1990年回憶寫道：“當我得到那筆用于發展原子核科學的美元現鈔時，喜悅之余感慨萬千。因為這些美元散發出一股霉味，顯然是剛從潮濕的庫洞中取出來的。不曉得戰亂之中它曾有過多少火與血的經歷！今天卻把它交給了一位普通科學工作者。這使我自己都無法想象。……盡管5萬美元對于發展原子核科學所需，不是過大的要求，然而他們的遠見卓識和治國安邦之道，一舉之中昭然天下，讓人信服，給人希望。”

　　葛能全詳細介紹了黨中央啟動原子能事業的最高決策。1955年開始抓這件事，同年中美簽訂合作協議，1958年在蘇聯援助下在中國科學院物理所建成我國第一個原子反應堆和第一臺回旋加速器（物理所改稱原子能所）。就在這時，赫魯曉夫提出共建聯合艦隊、長波電臺，并在中國建潛艇基地……對這些有損主權的事情，黨中央堅決回絕，毛主席和赫魯曉夫幾乎到了吵架的地步。

　　毛主席拍著桌子說：“英國人、日本人，還有別的許多外國人已經在我國土地上待了很久，被我們趕走了。赫魯曉夫同志，最后再說一遍：我們再也不想讓任何人利用我們的國土來達到他們自己的目的了。”

　　于是“老大哥”撤離翻臉，停援毀約，撤走專家，帶走圖紙資料，并斷言說：“離開外界援助，中國20年也搞不出原子彈。”同時間，美國推行核訛詐政策，揚言要“使中國在核方面絕育。”面對外患臨頭，黨中央號召不做賈桂（即奴才），并作出新部署：“自己動手，從頭摸起，準備用八年的時間搞出原子彈。”

　　疾風識勁草。在國家遭遇嚴重困難的時刻，中國科學院敢于擔當，抽調全院二十幾個研究所的精銳力量，承擔原子能的攻關任務，僅1961年，有關所承擔的任務達83項，共計222個研究課題，幾千人參與攻關，許多最尖端、最關鍵的任務是科學院參與攻關的。比如，鈾分離的絕密核心元件——擴散分離膜，由錢三強和裴礪生于1961年11月親自在上海冶金所組建專門研究室（十室），抽調沈陽金屬所、北京原子能所和復旦大學有關技術力量，由吳自良抓總，經過兩年努力，在1963年秋實驗室制成甲種分離膜元件，同年底工廠量產幾千只，使鈾分離廠得以順利開啟。1961年上半年，女物理學家王承書接受錢三強布置的任務，帶領青年隊伍到環境惡劣的塞外邊陲攻克鈾分離理論，到1964年初終于為打開鈾濃縮技術大門找到一把鑰匙——得出一條豐度隨時間條件變化的計算曲線圖。引爆原子彈的點火中子源是又一技術復雜的核心部件，1960年接受二機部任務，由錢三強組織原子所助理研究員王方定帶領攻關，在蘆葦稈抹泥當墻、油氈涂瀝青做頂的簡易工棚內，經過三個寒暑反復試驗，在1963年12月制成4個合格的中子點火源，解決了急需。

　　葛能全說，輸送人才是中國科學院為原子能事業作出的又一關鍵性貢獻，許多作出突出貢獻的科學家曾是中國科學院人，23位“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有15人出自中國科學院，其中原子能所有7人。由建院初時的近代物理所發展起來的原子能所，被稱為我國原子能事業的“老母雞”，從這里派生出的研究技術機構，僅原二機部系統就有14個之多，該所自1959年至1965年7月向原子能戰線輸送科技人員914人，其中正副研究員和正副總工程師28人、助理研究員和工程師147人、研究實習員和技術員712人，同時為原二機部所屬機構培訓工程技術人員1706名。

　　我國從試爆第一顆原子彈到試爆第一顆氫彈只用了兩年零八個月，比美國（7年3個月）、前蘇聯（4年）、英國（5年2個月）、法國（8年6個月）的進展速度都快，原因就在于錢三強和劉杰利用原子能所的實力下了一步妙棋。1961年初在組織原子彈攻關的同時，錢三強布置黃祖洽、于敏、何祚庥等開展氫彈理論預研工作，共寫出69篇研究報告，對氫彈的各種物理過程和氫彈的作用原理及可能結構，進行了多方面深入探討。在第一顆原子彈試爆兩個月后，氫彈預研班（31人）連同全部研究成果合并到核武器研究所，因而大大縮短了時間，創造了令全世界驚詫的最快速度。

　　葛能全引用兩段講話作為演講的結語。

　　一是錢三強1977年9月28日在北京市作報告講的一段話：“我國從原子彈到氫彈花了兩年多時間，而外國要用五年、六年、七年，速度上我們一下子就超過去了。1970年人造衛星上天，世界上兩大尖端我們都有了。正是由于各方面的勝利，尼克松往我們國家跑了，你要是沒有這些，他會來？我看不見得，所以一個國家的政治沒有實力支持，說了半天也是空的。有時候不說，實力擺在那兒，這些實力就是在這樣的社會制度下形成的，人家無形之中就對你尊重。人家不會閉著眼睛不承認。相反，工作搞不上去，說了半天空話沒有用，反倒被人家笑話。”

　　二是鄧小平1988年10月24日在視察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工程時講的一段話。他說：“過去也好，今天也好，將來也好，中國必須發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領域占有一席之地。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展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這些東西反映一個民族的能力，也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標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