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特輯：盤點那些著名的學術造假事件

　　 不知何時開始，學術界許多知名學者、專家深陷“造假門”，學術界論文造假事件層出不窮，而種種造假案例都像一面警鐘一樣告誡后來者——科研沒有捷徑。

　　接下來，我們看看那些曾經轟動一時的學術造假事件。

　　學術女神STAP細胞造假事件

　　2014年1月29日，兩篇在英國《自然》雜志上發表的論文引發了全球干細胞學界的關注。論文的第一作者是日本理化學研究所細胞再造實驗室的研究團隊負責人小保方晴子，在論文中她表示發現了一種能更簡便培養多能干細胞(STAP)的方法，這預示著未來像更換零件一樣簡單的器官移植成為可能，一時引起了極大的轟動。在日本媒體的炒作下，小保方晴子被視為“國寶”，甚至被追捧為有望沖擊諾貝爾獎的“日本居里夫人”。

　　但是很快，有科學家指出論文有造假嫌疑，4月1日，調查委員會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論文確實存在數據造假問題，論文的共同作者也紛紛表態支持撤回論文。在幾乎所有人都認定論文造假的同時，小保方晴子仍然堅稱STAP制取方法真的存在。日本理化學研究所同意小保方晴子自證清白，從7月1日起在實驗室24小時監控下進行驗證實驗。同時，委托另一名科學家在另一間實驗室獨立驗證。

　　8月5日，小保方晴子的導師、也是論文的共同作者笹井芳樹頂不住輿論的壓力自縊身亡。11月30日，STAP驗證實驗提前結束。12月19日，日本理化學研究所發布聲明:“驗證未能確認STAP現象，所以驗證計劃終止。”同一天，小保方晴子辭職，這樁縈繞了2014將近一年的科學丑聞終于塵埃落定。

　　在這之后，小保方晴子便幾乎從公眾視野中消失。今年，她在訪談中透露，已經收到美國和德國的邀請，可以出國繼續研究。

　　布朗洛和N射線鬧劇

　　繼倫琴發現X射線后，1903年，法國科學院院士、物理學家布朗洛宣布他發現了N射線。法國科學院公布了這一“驚人發現”之后，興起了一股研究N射線熱潮，僅法國科學院院刊在1904年上半年就發表了54篇有關N射線的論文，這些論文煞有介事地介紹N射線可以穿透紙、木頭、薄鐵、石英等光線穿不透的物質，只有水和巖鹽能阻擋這種射線的穿透力，還有論文指出人的肌肉、神經和腦也可以發出N射線。為了表彰布朗洛的“開創性”研究，法國科學院在1904年向布朗洛頒發了5萬法郎的獎金。

　　然而，按照布朗洛所提供的實驗，沒有一個科學家能發現N射線。英國物理學家伍德為了弄清真相，親自跑到法國，請布朗洛為他當面做實驗。伍德就像著“皇帝新衣”的孩子，直言不諱地講他看不見N射線，并在《自然》雜志上發表了他的觀點。

　　但是人們迷信布朗洛的權威，不相信他會蒙騙大眾。在伍德的建議下，《科學評論》編輯部設計了一個實驗：在兩個同樣的木盒中，一個裝有發射N射線的回火鋼片，一個裝有不會發射N射線的鉛片。兩盒外觀一樣，完全封閉。他們讓布朗洛判斷哪一個盒子會發射N射線。結果這難住了布朗洛，因為他根本不曾觀測到N射線。所謂的發現N射線不過是他的想像。這一發現N射線的鬧劇，成為科學史上一樁著名的偽造案例。

　　韓國克隆之父黃禹錫造假風波

　　2004年和2005年，時任首爾大學教授的黃禹錫，領導研究團隊先后在《科學》雜志上發表論文，宣布成功克隆人類胚胎干細胞和患者匹配型干細胞。

　　但是，2005年底，有關黃禹錫干細胞學術造假的丑聞逐步被揭露，在世界學術界引起震動。韓國文化廣播公司新聞節目《PD手冊》報道黃禹錫在研究過程中“取用研究員的卵子”的丑聞。首爾大學隨后的調查證實，黃禹錫發表在《科學》雜志上的干細胞研究成果均屬子虛烏有。黃禹錫本人也被首爾大學解除職務，并因涉嫌侵吞經費、違反倫理、通過非道德手段獲得人類卵子等等題遭到起訴，韓國政府決定取消黃禹錫“韓國最高科學家”稱號，并免去他擔任的一切公職。在韓國失敗后，他轉移到了中國，繼續他的相關研究。

　　舍恩事件

　　德國科學家舍恩1998年加入美國新澤西的貝爾實驗室，工作期間，先后與20 多位研究人員合作，在短短兩年多時間里，他一口氣在《科學》、《自然》和《應用物理通訊》等全球著名的學術刊物上發表了近90篇論文。2002年，他通過偽造數據，用所謂的“分子晶體管”糊弄了包括權威期刊編輯在內的許多人，過于囂張的他甚至在不同的學術論文中使用一樣的數據。

　　他的實驗結果，在其他科學家隨后進行研究時卻根本無法重復，因而遭到一些同行的質疑。 貝爾實驗室組建了針對他實驗的獨立調查委員會，在為期3個月的調查中，委員會發現舍恩至少有9篇論文存在數據問題，舍恩在被指控的24處地方至少存在16處學術行為不檢。舍恩的學術造假事件震撼了整個科學界，成為了物理學史上最大的丑聞。

　　之后，貝爾實驗室解雇了舍恩，他帶著恥辱回了德國。他在德國的單位——馬普研究所也撤銷了給他的聘書。康斯坦茨大學則收回了他的博士學位，而各大期刊也將他的論文整批整批地撤銷。他的名字在學術界銷聲匿跡，除了在提及丑聞之時。

　　“漢芯”事件

　　2003年2月，當時還是上海交通大學微電子學院院長的陳進，從美國一家公司買來MOTO-freescale 56800芯片，雇人將芯片表面的原有標志用砂紙磨掉，再加上自己的LOGO，“研制”成了“完全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漢芯一號”。借助“漢芯一號”，陳進接連當選上海市新長征突擊手、上海市第八屆科技精英、上海IT青年十大新銳等稱號，并出任上海市硅知識產權交易中心總經理，還獲得了過億的科研基金。

　　2006年1月17日，有人在清華大學水木清華BBS上，公開指責上海交通大學微電子學院院長陳進教授發明的“漢芯一號”造假。后來經過多方介入、追索和求證，終于在2006年得出漢芯造假的結論。隨后，陳進被撤銷各項職務和學術頭銜，國家有關部委與其解除科研合同，并追繳各項費用。一夜之間，四年來頭頂光環的陳進，如流星般一閃而過又迅速墜入谷底。

　　中國亟待在高新科技領域有所突破，自主研發高性能芯片是我國科技界的一大夢想。陳進利用這種期盼，騙取了無數的資金和榮譽，使原本該給國人帶來自豪感的“漢芯一號”，變成了一起讓人瞠目結舌的重大科研造假事件。

　　兩起精心制造的化石騙局

　　考古史上，有一個時期，“辟爾唐人”被認為是類人猿到人的進化過程中的過渡性生物。這是一場精心策劃的大騙局，是人類學研究中的一段恥辱。

　　1911年，英國的陶遜律師聲稱，他在辟爾唐發現了一個猿人頭蓋骨的破片和半個下頜骨，他把這兩樣東西送給了當時有名的人類史學家、大英博物館博士伍德華進行考證。伍德華接到陶遜的報告，來到辟爾唐，和陶遜一起在礫石坑中進行挖掘。1913年，他們又在那里發現了動物化石、石器以及人類的犬齒化石。如果他們如實地報告發掘結果，也許在考古和人類學史上不失為有一定的意義。然而他們被利欲所驅使，竟然宣布他們發掘出了一種半猿半人的生物頭蓋骨，并說這種生物生活在大約50萬年以前。由于伍德華的權威地位，他的宣布就成為一時定論，他們的發現在人類學上被命名為“辟爾唐人”。而這種“發現”又被當作達爾文生物進化論的一個有力證據。一時陶遜由一個不出名的律師而成為聞名遐邇的偉大發現者。

　　科學必須經得住推敲。有的科學家對”辟爾唐人”那似近代人的頭骨、似猩猩的下頜表示了懷疑。這場爭論一直多年不休。1928年科學家采取了用含氟量測定古化石年代的辦法，從而查出“辟爾唐人”的頭蓋骨不早于新石器時代，下頜骨乃是屬于一個未成年的黑猩猩的，他們還發現頭蓋骨、下頜骨全經過了染色處理。一場精心制造的騙局終于真相大白。

　　密立根的“輝煌”與小動作

　　1910年，美國物理學家羅伯特·密立根進行了一項世界知名的“滴油實驗”，第一次測出了氫比一個電子重1836倍。與此同時，比他更有名望的物理學家埃倫菲爾德也在進行相同的實驗，但沒有得到相應的結果。密立根實驗所得出的數據實在太漂亮了，任何一個從事過物理學實驗的人都有體會，理論上計算出的數據和實驗中測量出的數據，一般不會那樣近似。為此，埃倫菲爾德曾提出疑議，并由此而引發了物理學的一場論戰。 密立根在論戰中獲勝了， 還獲得了科學界的最高獎賞---1923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

　　事隔60年后，一個偶然的發現揭穿了密立根所謂的實驗結果，這個結果來自密立根的筆記和手稿，是一位史學家發現后公之于眾的。密立根發表的58次觀測結果，并非如他信誓旦旦所說的那樣是“沒有經過選擇的”，而是從 140次觀測中挑選出來的！他將實驗的數據大動干戈，只采集那些對他有利的漂亮數據為“我”所用，對于不利的數據則一概刪去，并沒有告訴任何人。這一發現震動了物理學界，密立根的小動作和他給出的實驗結果一樣漂亮。

　　科學家由于受騙而成了大騙子

　　有些欺騙、作偽事件并不是科學家本人有意造成的，匈牙利的尤斯特博士就曾上了助手一當。1916年5月，尤斯特向世界宣布他發明了鐵碳極干電池。這種干電池是分別以鐵和碳為兩個電極，以有機物為電解物。當電解物用盡后，可用空氣中的氧進行更新，所以可常用不衰。尤斯特聲稱此電池將帶來電學的一場新革命。尤斯特為當時有名的電學化學家，人們對他的宣告深信不疑。于是投資者想購買ZL權，準備大量生產這種干電池。一家公司派人與尤斯特洽談。尤斯特很高興，他叫助手領客商到實驗設備前參觀。客商十分贊賞，并要求*近觀察，尤斯特欣然同意。客商好奇地用手撩開電極旁的土，突然發現鐵碳兩極連接著許多個干電池。他再取小電池匣，發現底層為空室，也裝有若干電池。客商發現大科學家的發現竟是個騙局，便不辭而別。而尤斯特幾乎比客商更吃驚，他也是第一次才發現這種情況。原來他過分相信了助手，竟沒有像那個客商那樣親自動手檢查一下助手的工作，結果竟被助手愚弄，而自己也成了一場大騙局的宣布者。

　　權威的包庇——作弊者的保護傘

　　科學研究中欺騙作假行為是違背科學道德的，應受到公眾尤其是科學界的譴責，然而遺憾的是，一些科學家出于各種利益考慮，卻對這種作弊行為進行包庇，這從另一方面助長了作假的風氣。巴爾的摩事件則是著名的一例。

　　1986年4月，美國學術刊物《細胞》發表了一篇洋洋灑灑的論文，論文所闡述的新發現令許多生物學家感到不可思議。論文的作者之一，是大名鼎鼎的大衛·巴爾的摩---1982年諾貝爾生物醫學獎獲得者。然而這一次，巴爾的摩卻翻了船。原來論文所依據的實驗是巴爾的摩最信任的合作者特里薩·嘉麗一手制造的騙局，而巴爾的摩完全被蒙在鼓里。可悲的是，在長達 5年的調查過程中，巴爾的摩始終利用自己的聲望公開威脅調查者，反對外界的干預。巴爾的摩和嘉麗的所作所為在美國公眾面前造成極壞的影響，動搖了人們對科學和科學家的信賴。可惜在美國科學界不止一個巴爾的摩。

　　著名美國科學院院士雷默奇尼有一個學生叫約翰·朗，負責對試管中的霍奇金氏病的腫瘤細胞進行培養。別人培養都未能成功，他卻一下子搞出了 4個永久性細胞系，成為了唯一成功地培養出永久性霍奇金細胞系的人。這是1970年的事，10年以后他的作假才被揭露出來。原來他的 4個細胞系全和霍奇金病的腫瘤細胞無關。那么為何10年后才發現約翰作假呢？原因就在于他的老師是他的保護傘。雷默奇尼雖然沒有像巴爾的摩那樣明顯地為自己的學生辯護，但是他對學生利用自己的聲望不嚴肅對待科學研究，也有推卸不掉的責任。

　　而20世紀最具影響的包庇作偽案，莫過于持續 8年之久的爭奪艾滋病發現權風波。艾滋病是當今最令人恐怖的不治之癥，誰能在征服病魔的征途上取得重要性進展，無疑將為人類作出巨大貢獻。1983年，法國巴斯德研究所的蒙特尼爾教授從一名患淋巴結病變的同性戀患者身上提取了一種病毒，并將研究結果發表在美國的《科學》雜志上，事隔一年，1984年5月，《科學》雜志上又發表了一篇美國國立癌癥研究所研究員蓋洛的文章。文章稱蓋洛等人首次從48名艾滋病患者體內分離出了大量的病毒，并強調他們是獨立發現的。蒙特尼爾馬上發表聲明，認為蓋洛研究艾滋病病毒的血樣是他寄給蓋洛的，并指責蓋洛剽竊他的科研成果。由此一場爭奪艾滋病發現權之戰拉開了序幕。到了1987年，法美兩國科學家的爭論達到白熱化地步，兩國領導人也親自出馬參加斡旋。經當時美國總統里根和法國總理希拉克雙邊調停，達成兩國共享優先發現人體艾滋病毒的權利。

　　值得一提的是，《芝加哥論壇報》進行了 3年的調查，證實蓋洛所發表的論文依據是法國送的血樣，但是蓋洛的作假行為卻一直受到美國政府的庇護。1991年 1月，美國國立衛生院和美國科學院聯合進行了為期10個月的調查，但調查結果卻秘而不宣。最終，《科學》雜志不再保持沉默，宣布蓋洛論文中照片顯然是法國蒙特尼爾所拍的照片。1991年，法國幾個研究所的聯合調查結果公布：蓋洛的病毒樣品品種與蒙特尼爾送給蓋洛的病毒樣品是一模一樣的。蓋洛最終不得不向世人承認：他分離的文滋病病毒來自蒙特尼爾送給他進行辨認的病毒樣品。至此，艾滋病病毒的發現權所屬才最終有了結果。

　　兩會代表委員：讓學術造假變得無處遁形

　　科學研究是以誠實守信為基礎的事業，科研誠信是從事科研活動應該遵守的基本價值。自2015年3月起，英國現代生物（BMC）、斯普林格（Springer）等國際出版集團4批集中撤稿，涉及到中國作者論文117篇，給我國國際學術聲譽帶來了惡劣的影響。

　　一年多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以下簡稱基金委）對其中涉及科學基金資助的28篇論文開展了詳細而深入的調查。調查結果發現，第三方中介機構論文代寫服務的“灰色產業鏈”已形成，其制造的新型造假難以被人發現。

　　2017年兩會期間，學術造假依然是代表、委員們熱議的話題之一。“讓學術造假變得不明智、不可能，捍衛科學道德的初心始終不移”，成為代表、委員們共同的心愿。

　　楊衛代表：科學基金率先垂范

　　調查中，基金委發現這些被撤論文都是委托第三方中介機構進行“潤色”并投稿；更有甚者，部分論文完全是通過論文買賣，請人捉刀代為撰寫和投稿。第三方中介機構論文代寫服務的“灰色產業鏈”已形成，其中以“幽靈評審（ghostreviewing）”為代表的新型造假手段難以被人發現。

　　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基金委黨組書記、主任楊衛院士表示：“針對當前科研誠信問題所呈現的新形式、新問題和新挑戰，我們清醒地認識到，科研誠信建設工作永遠在路上。”

　　楊衛向《中國科學報》記者介紹，基金委多年來通過不斷探索實踐，逐步形成“教育、制度、監督和懲處并重”的科研誠信建設體系。多年來始終堅定捍衛科學道德的態度，一直將嚴肅查處科研不端行為作為加強科研誠信建設的重要手段之一，對不端行為實行“零容忍”。

　　未來，基金委將從自然科學基金監督的角度率先垂范，做好常態化、制度化、信息化及國際化等方面的工作。例如，在項目申請、評審與績效考核等過程中，科學基金將加大科研不端行為和相似度檢查力度，實行科研誠信問題“一票否決”。

　　在制度化方面，科學基金將加強科研倫理研究和制度建設，注重從被動式接受投訴舉報轉向主動式體系設計與實踐。在信息化方面則將建立科研誠信舉報網站和數據分析系統，積累結構化案例庫，為科研不端行為處理和警示教育提供參照。

　　“維護科研誠信，優化學術生態，是一個系統工程，路漫漫其修遠兮。”楊衛強調。

　　李鴻委員：評價人才應多樣化

　　對于新型學術造假的現象，委員們認為，究其根本，仍然應該追溯到追求論文、成果數量的“指揮棒”。“評職稱需要發論文在核心期刊，而一線工作者沒有時間寫論文，這樣的需求催生了第三方灰色產業。”全國政協委員、空軍某部工程師李鴻說，“這就是我們說的‘學術界的GDP’。”

　　多年來，全國政協會議科技組討論會上，“學術界GDP”已經飽受詬病。不過，在委員們看來，近十幾年來，這一現象并沒有得到根本性的好轉。李鴻看到，現在哪個單位來匯報依然是說有什么學者多少名、獲了多少國家獎、發表了多少學術論文，“科研一旦趨利，必定會摻雜行為不端”。

　　促進人才評價的多樣性也許能夠成為解決“學術界GDP”難題的有效途徑。在委員們看來，既然科學研究的類型有很多，就應當根據不同類型的科研工作來制定標準。例如，實踐性較強的工作的評價，對人的評價應當依據科學家在項目中作出了什么創新性的貢獻。而對于基礎研究的評價則應注重其探索性，容許其失敗。

　　蘇國萃委員：期待多管齊下樹新風

　　在委員、代表們看來，學術不端并非僅僅是科技界的事兒，而關乎整個社會的風氣——誠信。因此，要讓學術不端行為得到遏止，離不開社會共治的多管齊下。

　　提到學術不端，全國政協委員、交通運輸部水運科學研究院原副總工程師蘇國萃回憶起自己的親身經歷，申報材料“注水”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申請職稱、項目、獎勵，甚至院士評選時，許多人都會任意把自己研究水平抬高。”他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起初大家對這樣的行為深惡痛絕，但全社會誠信的缺失，竟然讓大家對此持有習以為常的態度。”

　　“現在有些學者太浮躁，真解決起來很難。”蘇國萃指出。由于學術界出現這種現象時間比較長，要轉變大家“見怪不怪”的觀念及氛圍，提倡堅持職業操守，形成誠信的風氣。

　　對此，在歷年政協會議中，委員們都認為，首先，除了評價體系外，政府應出臺政策、采取一些措施加強事前、事后的監督和懲罰力度。同時，媒體也應在重建誠信上有所作為，加大對失信行為的曝光力度，宣傳倡導全社會形成重視誠信的風氣。此外，針對學術不端立法也是委員們經常呼吁的主題。

　　只有這樣，才能在全社會營造出風清氣正的學術環境。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科技“三會”講話中指出，弘揚學術道德和倫理道德，在全社會營造鼓勵創新、寬容失敗的氛圍。